吴晓求：应该安排华生教授讲，我占用他的时间，非常的抱歉。刚才走是因为还有一点事，昨天告诉我的发言时间在什么时候，那边我就安排了，我今天一看，现在的行程好象有改变，我一看来不及，我就想走了，但是我觉得任何事情还是要按规则做，你发给嘉宾的行程是什么样的，不要变，否则变了以后就引起下一步事情，这是我对会议组织提一点建议。
我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大型的和特大型的国有企业到海外上市的问题，这应该是当前非常热的一个话题。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可以看到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是要积蓄外汇，同时资金比较短缺，这是当前企业发展和整个宏观经济环境表现出来的特点。
第二急需借助市场化的力量改变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结构。在这样的目标和环境下，当时我们走的这一条道路，把我们的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特别是具有资源垄断型的企业送到了海外上市。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当时所解决的主要矛盾和角度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如果到今天来看，我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们所处的环境，可能和20世纪90年代是不同的。今天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非常庞大，去年年底达到了接近8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现在已经超过8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庞大的外汇储备如何提高他的结构和如何提高它的效率我们费劲脑子。在整个体系，尤其是银行体系，几万亿的赢余之间，再加上中国内地资本市场，我们正在推股权分置改革，已经超出了60%，我们目前发展资本市场的环境和20世纪90年代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主张这些大型、特大型的国有控股企业，特别是具有资源垄断的这些企业，我认为应该从战略安排的角度要慢慢的回归自己的市场，我认为这是必然的选择。我们以前走的一个战略模式，是把好企业、大企业送出去，再加一个QDI，QDI是解决庞大的外汇储备，要寻找投资方向的问题。我们试图想一下，如果按照这个战略，再找20年，你就会发现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将完全的公信化，20世纪这样一些小的企业，一些过渡竞争的企业，一些没有资源垄断的企业，一些规模很小的企业，实际上支撑不了中国的未来，不要把这些企业未来都变为微软，这是不可能的。把这些企业送到海外再开QDI通道，这样一种资本市场发展的战略模式，这个时代应该结束了。因为它所处的历史背景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应该抛弃这样一种思路，而要建立新的思维，资本市场的新思维，也就是我们现在中国一定要有大国的意识。改革开放之初，所有东西都要向别人学，这是对的。我们不向别人学，将走很多弯路，包括资本市场也要学，所以在这样环境下送出去是完全正确的。到了今天，我们国家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它越来越对社会、对全世界的影响力和贡献度越来越大。我今天上午参加了一个教授来华的座谈，关于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其中是黄海州教授提到，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的经济虽然我国的GDP只占到全球的GDP的50%，但当全球贡献率达到了25%，美国的GDP占到全球GDP是25%，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是50%，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已经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5%。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我们国家应该有大国的意识，承担全球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要构造强大的经济体系，我们没有强大的经济体系和强大的市场，就不可能承担强大的市场责任。如果我们是空心化的市场，怎样承担这样的责任呢？所以这些企业回归到大陆，回归到内地，我们回避了，但不是明天的回避，而是战略的安排。这是我们面对的任务和环境不同，我认为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个人的、企业的局部利益一定要符合整个国家发展的战略。从企业局部利益来讲，愿意到海外融资，因为到哪儿都赚钱，但在海外上没有形成资本，但从国家的金融资本和国家的金融战略上来看，还应该慢慢流到内地市场，所以我们市场就面临着积极重要的任务。
股权分置改革是培育中国资本市场走向规范的最关键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如果不走这一步，任何事情就无法做起，从这个意义上讲股权分置改革必须推进，而且要顺利地完整。这是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我们让这些企业慢慢地回归，或者没有上市的慢慢的要注重中国内地的市场，还是基于其他两个原因，一是我们要对我们的投资者、我们内地的老百姓选择一个丰富多元化的支持，让他们选择。今天的房地产泡沫，看一看是否是房地产的泡沫，实际上中国资本结构出现了问题，没有给社会大众和投资者提供流动性好、收益相对比较稳定的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把钱存在银行享受非常低的利息，只能寻找房地产来支持。如果资产的结构由房地产承担，居民的资产由房地产占主导的，只能说明我们的金融体系是极其落后的，只能说明我们金融体系是极其落后的，这样的金融市场，大家是不愿意投资的。未来中国前50家的企业都在中国内地上市了，成为我们的上市公司，这种局面是能够扭转的。比如在美国前五十佳公司都在美国本土上市，我们要学习美国的经验，学习他们先进的理念，学会如何保护自己，我们学习外来的经验和技术是必要的，但还要学习美国如何防范外来的风险，这是做得很好的。在中国本土上，我们外资银行要慢慢开放，这种开放是需要的，因为加快的竞争，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有一种风险防范的意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前50家的企业都构成了美国本土的企业，比如道琼斯股票占纳斯达克当中的50%个企业，我们可以构造蓝筹股，包括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比如说申花集团，中国移动、中国网通、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还有保单，还有上海汽车，还有长江电力等等，这些东西未来慢慢都会上市，这些企业会成为资本市场最主要的群体，有了这些企业的上市，我们才可能指望我们的股票市值有比较高的比例，今天我们的比例很低，只达到百分之十几，美国是在百分之一百至二百浮动。我们要达到百分之一百至二百，没有这些企业是不可能的，永远不可能的。
所以回归是必然的。我们认识到这个重要性，还要看到我们从政策角度做匹配，否则市场的大局会影响政策的酝酿，所以这些政策的出台一定是匹配的，从这个意义上要加大资金体系的改革，我们要想方设法把银行体系庞大的几万亿的资产、几万亿的资金通过适当的管道运用到市场当中来，有了这些大企业来，这些资金是会来的，庞大的房地产资金也会来的。同时我们还要大力发展私募基金，不要让私募基金没有法律生存的空间。
我认为不完全要加入公募基金，也可以加入特定管理人来管理，我们当时还要扩大社保基金和商业保险基金的入世比例，除此以外更重要是我们要改变原有的观念，由原来把企业送到海外加一个QDI转换为一个新的思维，把这个企业留到这个市场，加上更广泛的QFII，不是目前意义上的QFII，因为目前QFII门槛比较高。我们要把海外的资金有序地进入到我们的市场，事实上我们既欢迎马克特，也不要怕马克特，我们的市场也仍然可以强大，仍然发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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